《成都教育參考》(四月上)

2013年04月28日來源:教育改革發展研究所

  重要信息

  劉延東:一定要把農村義務教育辦好

  新华网2013年04月02日 03月28日至4月0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云南、贵州考察时指出,贯彻党的十八大和“两会”精神,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重点难点都在农村。要下更大气力办好农村义务教育,为亿万农村孩子成长成才奠定坚实基础。 她强调,要加大支持农村义务教育的力度,缩小城乡差距,使农村孩子接受公平而有质量的义务教育。

  劉延東指出,只有把占全國85%的農村中小學辦好,才能實現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要鞏固“普九”成果,切實控辍保學。要加強寄宿制學校建設,辦好必要的村小、教學點。推進標准化建設,使所有學校的師資、校舍、圖書、教學和生活設施等配備以及學校管理達到國家規定的標准,幫助薄弱學校提升辦學水平。要把“中國夢”主題教育活動作爲全面實施素質教育的重要內容切實抓好,引導學生勵志圖強、成才報國。要通過教育信息化擴大優質資源覆蓋以提高農村義務教育質量。精心組織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惠及更多農村學生。要加強培訓,關心農村教師成長。提高待遇,落實連片特困地區鄉村學校和教學點教師生活補助。擴大免費師範生計劃、國培計劃、特崗計劃規模,讓更多優秀教師下得來、留得住、教得好。

  劉延東還考察了縣醫院、鄉衛生院、鄉村衛生計生服務站室等單位。她充分肯定新農合和計劃生育發揮的重要作用,指出要按照保基本、強基層、建機制要求,加強公共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進一步加強完善新農合制度,完善農村三級醫療衛生服務網絡,加強衛生計生人才培訓,增強基層衛生服務能力,緩解基層群衆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提升出生人口素質和婦幼保健水平。

 

  中國數字圖書館學前教育分館開館

  搜狐網2013年03月31日 中國下一代教育基金會、中國數字圖書館和中國信息化推進聯盟日前共同發起並啓動中國下一代教育基金會學前教育數字圖書館公益行動,中國數字圖書館學前教育分館也隨之開館。30家幼兒園首批獲贈安裝相關系統以進入學前教育數字圖書館“閱讀”。

  學前教育數字圖書館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數據庫,首期館藏內容主要包括圖書、期刊、音頻、視頻、兒童繪本、圖片、遊戲、教學實踐等八大類,涵蓋健康、科學、社會、語言、藝術等五個教學領域,並有國際學前教育數字信息、優秀教師課件視頻、優秀案例庫、優秀教學成果和作品展示、行業資訊等內容。

  學前教育數字圖書館提供了開發、采集、編輯、數字化加工和傳播服務于一體的公共閱讀信息服務平台。有關人士表示,將持續更新館藏內容,擴大館藏規模,豐富服務內容,並將按照三網合一信息系統的要求規劃開發一系列滿足幼兒園信息化服務的功能,包括教學資源信息服務、園務管理信息服務、家園互動資訊服務、學術交流、作品展示以及各種學前教育需要的服務功能。

  中國下一代教育基金會學前教育數字圖書館公益行動將面向全國幼兒園推開。

 

  教育部建設數據庫中小學生將獲唯一學籍編號

  上海教育信息网2013年04月01日 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预计于今年秋季学期实现全国联网并试运行,该系统将为每名中小学生建立全国唯一的、跟随一生的学籍编号,从小学一直沿用至研究生教育乃至继续教育,并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学生转学、升学等动态跟踪,对解决农村“控辍保学”、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留守学生等教育热点、难点问题提供有力支撑。

  教育部從2009年開始規劃建設全國中小學生學籍信息管理系統和全國中小學學生數據庫,建成後將爲教育管理和決策、營養改善計劃、學生資助等提供幫助。

 

  教育部發布自招指導意見

  《新京報》2013年04月02日 教育部日前正式對外公布了《關于進一步深化高校自主選拔錄取改革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這是教育部官方文件在自主選拔方面首次明確系統地提出“選哪類人”“怎麽選”的問題。

  教育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杜玉波日前在“高校自主選拔錄取改革試點工作會議”上表示,自主選拔錄取主要招收“具有學科特長和創新潛質的優秀學生”。僅是學業突出的學生,不再作爲自主選拔錄取改革試點的生源主體,這部分學生可以通過高考錄取體系擇優錄取。

  杜玉波表示,要盡早制訂2014年本校自主選拔錄取試點方案和招生簡章。試點學校要將自主選拔錄取改革工作規範到《指導意見》的精神和要求上來,與《指導意見》有明顯不一致的做法要及時予以調整。明年,對于調整不到位而引起社會強烈反應的,要按照動態調整和有進有出的管理原則,要求相關學校退出試點高校範圍。

 

  我國將在擴大試點基礎上分類推進職稱制度改革

  《人民日报》2013年04月03日 我国将争取出台《关于分类推进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改革的总体方向和基本思路。目前已全面开展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扩大试点,研究制定了工程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方案,职业资格清理规范取得阶段性成果。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王曉初表示,下一步將在擴大試點基礎上,全面開展中小學教師職稱制度改革,啓動工程技術人員職稱制度改革試點,研究提出會計、技校等系列職稱改革意見;研究制定《職業資格設置管理條例》、《職稱評審管理辦法》,修改完善《境外職業資格在境內開展相關活動管理辦法》。

  目前,全國專業技術人才總量達5550.4萬人,五年來,新增專業技術人才860多萬人、博士後5萬多人,開展專業技術人員繼續教育1.5億人次,新增取得職業資格證書專業技術人員1288.4萬人,高、中、初級專業技術人才比例達11∶36∶53。其中,全國兩院院士近1500人,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5200多人,政府特殊津貼專家16.7萬人,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4100多人。

  據統計,去年一年,我國就累計培訓急需緊缺人才和骨幹專業技術人才100多萬人。王曉初介紹,今後還將深入實施專業技術人才知識更新工程,全面開展急需緊缺人才培養培訓和崗位培訓,實施好高級研修項目,新建20個國家級專業技術人員繼續教育基地。

  今後,我國還將研究制定面向全體留學回國人員的普惠性支持政策,制定中國“綠卡”待遇和人才簽證類配套政策和實施細則。目前我國留學回國人數已突破百萬大關,達到109萬人,僅去年一年就達27.29萬人。

 

  貫徹落實《全面推進依法治校實施綱要》會議召開

  《中國教育報》2013年04月04日 爲全面推進依法治校、加快建設現代學校制度,日前教育部政策法規司召開貫徹落實《全面推進依法治校實施綱要》工作會議。

  會議要求,各地各學校要深入開展實施綱要的學習宣傳活動,整體提升學校依法治校的意識、能力和水平;要結合實際,完善全面推進依法治校的工作方案、工作機制,通過依法治校,示範學校創建、加強評價考核等多種形式,切實提高各級各類學校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能力,自覺將法治原則和精神、依法治校的各項要求貫徹到學校辦學、管理和社會服務的各個環節。

  2012年年底教育部發布的《全面推進依法治校實施綱要》,系統地提出了依法治校的總體要求和具體措施,抓住了學校辦學和管理的核心要素,從健全依法辦學自主管理的制度體系、完善學校內部治理結構、規範辦學行爲等方面提出了具體要求,對于構建新型政校關系,形成政府依法管理學校、學校依法辦學自主管理、教師依法執教、社會依法支持和參與學校管理的格局發揮重要作用。

 

  教育部:中小學教材選用須充分聽取一線教師意見

  《中国日报》2013年03月29日 为加强中小学教材管理,保障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教育部就《中小学教材选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指出,教材选用应遵循科学、民主、公平、公正的原则,充分听取一线教师的意见。

  征求意見稿提出,各地應從本地教育發展實際情況出發,選用適合本地中小學使用的教材,滿足本地中小學對教材的不同需求。教材選用應遵循科學、民主、公平、公正的原則,充分聽取一線教師的意見,並統籌考慮教材特色、售後服務等因素。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違反規定幹預教材選用過程和結果。

  承擔中小學教材選用組織工作的地方教育行政部門或者學校,應當組織成立教材選用委員會,負責本地區或者本學校教材的選用。教材選用委員會由教育行政人員、課程教材專家、教研員、中小學校長和優秀教師等組成,其中一線教師不得少于1/2;學校教材選用委員會本校人員不得少于1/2。教材編寫人員不得擔任教材選用委員會和學科組成員。

  征求意見稿明確,教育紀檢、監察部門對教材選用工作進行全程監督,對教材選用過程中的違規行爲依法依規予以查處。對違反規定選用未列入《全國中小學教材目錄》中的教材教授國家課程的單位,將依法依規追究其主要負責人責任。

 

  教育熱點問答:防止和糾正學前教育“小學化”

  中國教育新聞網2013年04月02日

  問:近年來,學前教育“小學化”傾向日益嚴重,請問教育部對此持何態度?

  答:教育規劃綱要和學前教育“國十條”明確提出,要堅持科學保教,促進幼兒身心健康發展。學前教育“小學化”背後有複雜的社會曆史和現實原因,防止和糾正“小學化”需要教育行政部門、學前教育機構、廣大家長和全社會持續不斷的共同努力。教育部將進一步加強幼兒園保教工作指導,防止和糾正學前教育“小學化”;加強培訓,提高幼兒教師隊伍專業能力和素質。

 

  問:教育部有何具體措施防止和糾正學前教育“小學化”傾向?

  答:教育部采取了一系列舉措,標本兼治,疏堵結合,大力防止和糾正學前教育“小學化”。印發《3—6歲兒童學習與發展指南》,對幼兒應知道什麽、能做什麽,大致可達到什麽發展水平提出了合理期望;正面回答了幼兒階段“學什麽”、“怎麽學”,家長和教師“教什麽”、“怎麽教”的問題;針對當前普遍存在的困惑和誤區,提出了有效的教育途徑與方法,指出了各種錯誤做法對幼兒終身發展的危害,爲幼兒園和家長提供了具體有效的指導。

  還印發《關于規範幼兒園保育教育工作,防止和糾正“小學化”現象的通知》,開展“小學化”專項治理。要求各地加強業務指導和動態監管,對學前教育“小學化”和小學違規舉行入學考試問題進行督查整改。一方面,切實規範幼兒園辦園行爲,嚴禁幼兒園提前教授小學教育內容,不得以舉辦興趣班、特長班和實驗班爲名進行各種提前學習和強化訓練。另一方面,嚴格執行義務教育招生政策,依法堅持就近免試入學制度,嚴禁小學舉辦各種形式的考核、面試、測試等招生選拔考試。

  同時,加大宣傳,提升家長科學育兒能力。從2012年起,教育部將每年的5月20日至6月20日定爲“學前教育宣傳月”,在全國組織開展科學育兒宣傳活動,引導全社會樹立科學的兒童觀和教育觀。2012年,以“快樂生活、健康成長”爲主題,通過開通科學育兒網站、播放公益宣傳片和專家訪談節目、發放海報和宣傳冊等多種形式,廣泛宣傳“在生活中學習,在遊戲中成長”的教育理念,引導家長自覺抵制各種違反幼兒身心發展規律的活動,進一步增強家長科學育兒的信心和能力。

 

  各地動態

  浙江:教育评估院正式成立 改变单一行政性评估

  中國廣播網2013年04月11日  浙江省教育評估院近日成立,該省教育評估將從相對單一的行政性評估轉向多元參與的社會化評估。浙江省教育評估院的主要職責包括:組織實施省教育廳委托的教育評估項目,接受地方教育行政部門、學校及相關單位委托機構實施相關教育評估項目,指導基層教育評估業務,開展全省普通話培訓與測試管理指導工作等。

 

  鄭州啓動中小學幼兒園正高級教師任職資格申報

  中国教育报2013年04月06日  近日,河南省郑州市启动中小学、幼儿园正高级教师任职资格申报,首批拟评审中小学正高级教师21人。

  2012年下半年,河南省確定鄭州、焦作、許昌三地開展中小學教師職稱制度綜合改革試點。鄭州市規定,凡鄭州市所屬普通中小學、職業中學、幼兒園、特殊教育學校、工讀學校以及市、縣教研室、電化教育館和少年宮等校外教育機構中專門從事中小學教學、幼兒教育和教研工作的在職在崗教師,都可以申報正高級職稱。申報正高級教師任職資格,應具備大學本科畢業學曆,從事中小學教育教學工作20年以上,或者研究生畢業並取得碩士學位,從事中小學教育教學工作16年以上,或者博士研究生畢業並取得博士學位後,從事中小學教育教學工作12年以上,並在高級教師崗位任教8年以上。

 

  甯波:將學生食堂餐飲安全納入學校績效考核內容

  鳳凰網2013年04月10日 今年開始,甯波市將用3年時間實現全市學校餐飲食品安全源頭可追溯、責任可追究以及學校周邊餐飲消費環境不斷淨化等五大目標,到2015年,學校食堂食品原料可追溯率將達九成以上。

  甯波市目前共有學生133萬名,學校食堂有2258家。今年,甯波將餐飲安全列入教育主管部門對學校績效考核內容,進一步明確校長爲學校餐飲安全第一責任人。全市學校食堂餐飲服務許可證持證率要達到100%,設施設備、人員配備符合餐飲服務食品安全規範要求;食堂食品和食品原料可追溯率達到80%以上,大宗品種可追溯率達到100%,開展大宗食品原料配送試點。

 

  江蘇東海:所有中小學幼兒園都有“家長辦公室”

  南媒网2013年04月06日  2010年,东海县正式实施“家长委员会驻校办公制度”,学校向家长敞开大门,邀请家长参与,接受家长监督,每年还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发动家长对学校教学质量、师德、规范办学等内容进行综合评议,评议成绩列入教育局年度考核。

  如今,東海全縣206所中小學、幼兒園全部建立起校級、年級、班級三級家長委員會,家長委員達1.5萬名。過去兩年,已有1.1萬人次的家長委員參與了駐校辦公和督學活動。東海縣初級中學的家長委員駐校辦公一學期下來,綜合家長意見向學校提交了30條建議,涉及校園環境、食堂夥食、課堂調控等,學校也虛心接受、依計改進,現在家長對學校的滿意度逐年遞增。

 

  福建:今年起教師晉升中級職稱須“先考再評”

  龙文教育信息网2013年04月02日 福建省教育厅、省公务员局日前决定,从今年起,该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晋升中级(一级)职称须“先考再评”,即先参加全省统一组织的教育教学能力水平考试,考试合格后方可申报(晋升)。

  考試采取筆試、閉卷形式進行,試卷以情境材料爲載體,著重考查運用專業知識分析解決教育教學實踐問題的能力;考查考試運用教育法律法規、教育學、心理學等主要的基本知識,分析解決學生教育問題的能力;運用學科核心知識,分析解決學科問題的能力;教學設計、教學評價和學習評價等能力。

  福建省教育廳、省公務員局將對達到合格線的考生發放考試合格通知書,有效期3年。

 

  海外傳真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0-19歲學習指標體系

  中国教育报2013年04月05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所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普及学习研究中心,日前联合发布了名为《向普及学习迈向——每个孩子应该学什么》的研究报告。该研究在深入分析世界各国各地区教育质量监控项目的基础上,充分征求了全球500余名专家学者意见,从身体健康、社会情绪、文化艺术、识字与沟通、学习方法与认知、数字与数学、科学与技术这七个维度,建构了0-19岁学生应该达到的学习目标。

  該報告將0-19歲學生劃分爲三個階段:0-8歲,5-15歲和10-19歲。各個年齡段在不同的維度有不同的學習目標,比如身體健康維度,0-8歲年齡段的學習目標是兒童遠離疾病、營養充足、能夠了解具體食物的營養和危險;了解日常的健康和衛生習慣;大運動、精細動作與感知動作技能等。5-15歲的學習目標是學會講衛生,同時能選擇健康的行爲方式預防非傳染性疾病,了解飲食對心智和身體發育的重要性,通過運動、遊戲發展個人才能。而10-19歲的目標則包括理解人類繁衍生育的基本概念;了解並采用健康行爲方式和衛生習慣,其中也包括心理健康;理解性健康、組建家庭、懷孕和分娩的基本概念;能通過健康飲食、鍛煉身體等途徑,有效預防疾病等。

 

  英國政府將會引進新的“中小學生獎勵金”政策

  网易2013年04月05日 英国名列前茅的学校,由于未能缩小来自富人家庭和穷人家庭的学生学业成绩差距,而遭到英国教育标准局的谴责。英国学校事务大臣大卫·罗斯称,学校曾经可以通过大幅彰显学校的考试佳绩,进而掩盖一小部分学生成绩不良的现象,但是从现在开始,学校将无法采用这种方式为自己开脱。

  在來自貧困家庭的學生中,有五分之三的學生在畢業時至少有五門課在普通教育中等證書考試中未達到優秀,而這個比例在來自相對富裕家庭的孩子中則是十分之三。羅斯表示,貧困家庭學生和其他學生之間學業成績的巨大差距是這個國家教育系統的“一個傷疤”,如果學校給予正確的支持和幹預,貧困家庭的孩子可以做得比很多人預期的更好。

  在新的計劃下,英國教育標准局會專門對學校在提高貧困家庭學生學業成績方面作出評估。作爲聯合政府的一項教育改革,英國政府將會引進一個新的“中小學生獎勵金”政策,目的是爲了提升處于劣勢的孩子的學業成績。相比目前的600英鎊,在2013-2014年度該獎勵金將會上升到900英鎊,讓每一位學生都有資格享受免費的學校午餐。

 

  日本:教師資格證書分三類 每十年更新一次

  国研网2013年03月29日 根据日本《教育职员资格证书法》,日本国立和公立中小学、特殊教育学校和幼儿园教师必须取得教师资格证书。日本的教师资格证书分为三类:普通资格证书、特别资格证书和临时资格证书。普通资格证书全国通用,有效期10年,而特别资格证书和临时资格证书只能在颁发证书的都道府县范围内有效,其中特别资格证书有效期10年,临时资格证书有效期3年。

  目前,普通資格證書按照學前、小學、初中、高中、特殊教育有明確的分類,並按照受教育程度分爲專修、一類、二類三個等級,獲得專修資格證書必須具有研究生學曆,獲得一類資格證書必須具有大學本科以上學曆,獲得二類資格證書必須具有短期大學畢業以上學曆。在職教師在一定期限內,通過在職學習,取得相應課程的學分,也可以獲得上一級資格證書。

  在錄用教師時,由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頒發教師資格證書,招聘也由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負責。日本《教育公務員特別法》規定了教師及聘用者在培訓方面各自的權利和義務,都道府縣負責制定公立中小學教師培訓計劃,設置和管理教育培訓機構,組織普通教師的短期培訓。

  日本文部科學省負責組織校長、教導主任和骨幹教師等中央一級的培訓活動。對于新任教的教師,必須接受爲期1年的培訓,此類培訓爲硬性規定,也稱行政命令培訓。目前,其他教師培訓無統一規定。

  2009年4月,日本開始實施“教師資格證書更新”制度,依照法律規定,在職教師在資格證書期滿前兩年內必須完成30個小時的“更新講座”學習,而舉辦“更新講座”的機構必須經過文部科學省的資格認定。偏遠地區的教師參與該項培訓,文部科學省專門列出預算並給予補助。

  日本的教師資格證書的靈活性保證了教師供給的穩定性。日本的教師資格證書都有一定的有效期,這種更新制度有利于提高和督促教師參與職後培訓的積極性。日本教師的教師資格證每10年更新一次,這對于督促在職教師主動學習和參與培訓,不斷更新知識結構和教學方法,提高教學實踐能力等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並從制度層面建立了一種教師退出機制,有利于保證教師隊伍的高質量。

 

  研究與評論

  關于建立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的思考

  ----以廣州市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問題調查爲例

  [摘要]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産品空間外溢性的特點決定了以流入地政府負責必然會帶來供給不足的缺陷,需要中央加大財政投入力度,也需要流入地和流出地政府之間建立起良好的協作機制共同治理。流入地政府代理人內部,存在激勵不相容和信息不對稱的難題,需要進行制度完善和機制創新,改變流入地政府不作爲和逆向選擇的現狀。同時要積極探討“政府購買學位”、“特許經營”“財政補貼”等公共財政投資民辦教育的途徑,提高民辦教育質量,促進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質量和公平。

 

  【关键词】区域性公共产品 委托-代理理论 公共财政

  爲切實保障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權利和解決農民工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問題,近年來國家有關部門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2001年國務院頒布的《國務院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和2003年教育部等部門《關于進一步做好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義務教育工作的意見》,確立了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義務教育工作“兩爲主”的原則。2006年國務院下發了《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幹意見》,提出將農民工納入城市公共服務體系,保障農民工子女平等地接受義務教育。同年,新修訂的《義務教育法》對流動兒童接受義務教育問題做出了明確規定,要求流入地政府爲其提供接受平等義務教育的條件,並要求將義務教育全面納入財政保障範圍。2008年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要求加強農民工權益保護,逐步實現農民工勞動報酬、子女就學等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但實質今日,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問題依然十分突出。就廣州的情況來看,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農民工子女在公辦學校就讀的比例不高,2007年底約爲30%,2011年初這一比例上升到40%,不過仍然未達到國家規定的“兩爲主”政策的要求,“兩爲主”政策並未得到很好的貫徹和落實;二是農民工子女家庭義務教育負擔偏重,農民工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政策進展緩慢;三是民辦學校和打工子弟學校成爲吸納農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主要渠道,但和公辦學校相比,無論在辦學條件、師資質量上都相對較差。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問題困境是由多種因素共同決定的,如農民工子女作爲弱勢群體,政治上缺乏利益表達機制、經濟上受制于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約束、文化上存在由農村文化向城市文化轉型的困難等等,但更直接的原因還在于錢,在于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經費保障不足。

 

  一、廣州市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經費保障現狀分析

  (一)總量短缺

  從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需求經費測算來看,2010年廣州市在義務教育階段就讀的外來工子女有51.09萬,其中農民工子女37.65萬人,占全部外來工總數的73.68%。從農民工子女的分布情況來看,小學階段的人數爲30.45萬人,初中階段的人數爲7.19萬人;從農民工子女的來源來看,其中外省遷入21.32萬人,省內流動爲16.33萬人,外省遷入的比例爲56.6%。按2010年,廣州市小學生均教育經費約爲6224元,初中生均教育經費約爲8006元的標准計算,把農民工子女全部納入公辦學校政府每年需支付24.71億。按1000人一個標准設置公辦學校,需建設376所學校,假設建設一所新校需2500萬元(根據對廣州市一所中等偏下的公立中學05年的經費情況調查的估算獲得),則需要投資94億,這還不包括土地價值,按建築使用40年折算,每年需要2.35億元的折舊費,因此,解決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問題,廣州市政府每年至少需支付27.06億元,而解決全部外來工子女義務教育問題,需每年支付36.7億。考慮到廣州自2005年以來,每年8.47%的外來人口子女的增長規模,廣州市還要面臨著越來越大的經費需求壓力。從目前的經費來源來看,廣州市政府在2010年僅安排了5000萬的預算資金用于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專項經費。根據2010年,《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做好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義務教育工作的意見》的精神,對于符合廣州市各區、縣級市規定條件在公辦學校就讀的來穗農民工子女,按市本級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標准按比例補助,對因學位限制,而安排在民辦學校就讀的,按借讀費標准由市區兩級財政按比例進行補助,2010年廣州市政府也僅撥付了補助資金470萬。這樣剩余的接近26.5億元的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經費資金缺口則由財政能力相對薄弱的縣(區)政府和農民工自己來承擔。

 

  (二)結構失衡

  從義務教育財政投入體制來看,存在著財政負擔主體重心偏低的現象。我國現行的是“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爲主”的義務教育財政投入體制。但這種投資體制並不適合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從廣州市農民工子女分布情況來看,明顯存在區域分布集中的特點,白雲區、天河區、番禺區和海珠區,這四區的農民工子女人數約占廣州市農民工子女總人數的64.58%。雖然廣州市作爲經濟較發達的珠三角地區中心城市,但區與區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是不均衡的,這就導致了區與區之間各自所承受的財政壓力也是不平衡的。如白雲區和海珠區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如果任由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區負擔大量的外來農民工子女顯然會給當地政府帶來巨大的財政壓力。這種現象不僅在廣州存在,在其它外來人口多的大城市,也存在類似的問題。

 

  (三)效率低下

  在調研過程中我們了解到,廣州市政府曾考慮采取爲每個就學的農民工子女補助500元,剩下的生均經費由各區補齊的解決辦法,但由于部分區政府無力承擔這筆開支,這個提議後來也不了了之。市政府和區政府在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財政投入上存在責任劃分上存有爭議,市政府認爲我國目前的義務教育體制要求義務教育經費應該主要由區(縣)政府負責,而區政府則認爲自己財力有限,無法承擔如此巨大的教育經費。兩級政府在如何界定各自職責和如何合理劃分財政責任上存在較大的爭議,這使得廣州市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問題的解決困難重重。

  兩級政府的爭議實際上反映了當前我國義務教育財政體制仍存在較爲嚴重的缺陷。當前“兩爲主”政策僅是要求流入地政府財政部門要安排經費對接收進城農民工子女就學較多的學校給予補助,並沒有規定應由哪一層級的流入地政府負責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所需經費。從政策制定的目的來看,這樣做主要是爲了更好地保障農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但是由于這個政策規定較爲籠統,缺乏可操作性的辦法,對經費承擔主體沒有明確的規定,因此實際上容易出現不同層級政府相互推卸責任,高一級流入地政府以義務教育經費應該主要由區政府負責爲由,要求區政府承擔大部分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經費;而區政府則會以財力有限爲由要求市政府加大對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的財政投入力度,結果導致出現相關部門對農民工子女教育經費供給不足和保障不力的現象。

 

  (四)缺乏公平

  广州民办学校长期以来一直是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主渠道,并且这一局面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还会持续。民办学校承担了相当数量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公办学校接纳农民工子女以及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压力。然而,财政性教育拨款的主要对象是公办学校的学生,就读于民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基本无法享受到地方财政的支持。2004年底,据广州有关部门对109所民办学校的调查显示,只有8所学校得到过财政补贴,多的为45万元,少的仅为几百元 。本课题组对抽取的广州市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的学校的调查表明,仅有33%的农打工子弟学校得到过政府资助,这种资助多以物质资助为主,比如为某学校资助一个电脑室或者一批图书等,且资助不具备固定性和持续性。目前为止,农打工子弟学校认为得到来自政府最多的支持便是对“办学许可”的支持,占到了所有农打工子弟学校的70%。在“期望得到的支持”一项中,直接“拨款”和获取“图书资料”都达到了60%以上的比例,其次,就是获得“免税”的支持,这一项占到40%,可见,对于农打工子弟学校,无论是渴望得到直接拨款,还是得到间接物质投入或免税,都是希望从不同途径获取经费投入。

 

  二、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經費保障不足的經濟學分析

  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經費保障不足固然有財政約束的客觀原因存在,但更多的還是由于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經費保障制度設計不合理。從經費籌措方面來看,流入地政府缺乏激勵,對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政策執行不作爲,對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經費投入不努力,甚至出現層層推诿,逐級下放投資責任,最終導致投資重心偏低、財政負擔能力有限的縣(區)政府無力承擔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的局面;另一方面,從公共財政支出角度來看,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經費保障不足還在于公共財政供給形式單一,民間力量和社會資本得不到有效引導。具體來看:

 

  (一)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空間外溢性與“流入地政府爲主”的財政投入機制和管理體制存在內在沖突

  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確定了我國基礎教育實行分級辦學、分級管理的體制,雖然這一體制在以後又不斷調整,如2001年國務院頒布《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明確規定:“實行在國務院領導下,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爲主的管理體制”,2006年國務院又出台了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新機制,將農村義務教育全面納入國家財政保障範圍,經費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負擔,免除農村學生學雜費,由財政補助學校公用經費,但義務教育強調地方管理的特點並沒有改變,這裏暗含的經濟學邏輯是義務教育是一種地方性公共産品。

  公共产品的概念最早是由萨缪尔森提出的,公共产品这一术语被用来特指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它性两类特征的物品。所谓非竞争性按萨缪尔森的理解也就是增加一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其他消费者对该种物品消费的减少,所谓非排它性是指排除消费该种物品或劳务但又不支付价格的那些消费者是不可能的。 非竞争性使得公共产品难以形成有效的市场价格,市场提供会存在失灵,非排它性使得“搭便车”成为可能,集体提供变得困难,因此公共产品需要政府来提供。如果政府是铁板一块的话,问题就简单得多了,但显然政府在纵向上是分层的,在我国主要有中央、省、市(县)、乡镇的划分,在横向上政府是由行政管辖区域划分的,因此虽然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但具体到由哪一层级的政府、哪一个具体管辖区域的政府负责,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人们一般主张根据一致性原则划分政府的职责,对于地方性公共产品(只能在有效的空间范围内,同时被所有人消费同等数量的公共产品)应当由地方政府负责,地方政府的规模与由他提供的商品的受益范围一致。

  在人口流動受到嚴格管制、城鄉分割明顯的二元經濟結構中,義務教育收益的空間外部性相對較小,可以被視爲一種地方性公共産品,因此,采取地方負責、分級辦學、分級管理的投資和管理體制本質上並無不妥。但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與一般意義上的義務教育就其産品性質上存在明顯的差異,農民工工作不穩定,流動性強的特點使得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不能被簡單的看作是地方公共産品,而更多的應被視爲全國性或局域性的公共産品。根據經濟學的解釋對于具有利益外溢性的産品,由于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不一致會導致理性個人由于缺乏激勵而對這種産品供給不足,對于具有外溢性的公共産品同樣如此。

  從某種意義上來理解,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可以被視爲全國性公共産品,這不僅是農民工子女跨區域、跨省流動帶來的利益外溢性造成的,而且還和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本身的特點相關。農民工作爲社會弱勢群體,他們子女的義務教育問題解決的好壞,從小的方面來看關系到農民工子女能否通過教育來改變命運,打破階層固化和持續被邊緣化的威脅,從大的方面來看關系到我國城鎮化進程發展的好壞、關系到國家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而這種收益是輻射全國的,可以被視爲一種全國性的公共産品,應當由中央政府承擔相應的責任。尤其是1994年中國實行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央比地方擁有更多的財政收入,近些年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分享比例保持在50-60%之間,中央比地方更有能力負擔起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政府雖然高度重視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問題,但往往是只有政策而缺乏相應的財政支持措施,對地方的一般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制度也不完善,如我國早期實行的有關農民工子女教育的政策《流動兒童少年就學暫行辦法》等,只是提到由哪方政府負責農民工子女的義務教育,而沒有具體說明有關經費方面的內容。2001年國務院頒布的《國務院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正式確定“兩爲主”的原則,但依然沒有涉及經費保障問題。直到2003年教育部《關于進一步做好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義務教育工作的意見》,才開始涉及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方面的內容。意見提出建立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經費籌措保障機制。流入地政府財政部門要對接收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較多的學校給予補助。城市教育費附加中要安排一部分經費,用于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義務教育工作。積極鼓勵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和公民個人捐款、捐物,資助家庭困難的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就學,但對中央政府的財政責任卻只字未提。這也就不難理解爲什麽中央政府對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問題的政策一個接一個出台,而地方的積極性卻不高,當要求流入地政府承擔全部成本,而又沒有相應的財政補貼來糾正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收益的外溢性時,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供給不足也就不難理解了。

  即便是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不被視爲全國性公共産品,但至少也應當被視爲區域公共産品。區域公共産品是一種特殊的公共産品,它是指在國家一定的經濟地理聯系緊密的地域範圍內,效益覆蓋範圍一般會跨越多重行政轄區的公共物品。同公共問題一樣,面對區域公共物品消費的非競爭性和非排它性問題,同樣會誘導區域消費主體“搭便車”心理和“擁擠現象”的出現。對于和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利益直接相關的流入地政府和流出地政府,都不可避免的想讓對方來承擔解決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問題的成本而自己則免費或低成本的獲得相關利益。特別是在當前的制度設計下由于流出地政府只負責農民工“留守兒童”的教育職責,流入地負責“流動兒童”的教育職責。而“留守”和“流動”是動態轉化的,流入地政府不斷設置提高外來人口子女的入學“門檻”,其目的就是逼迫他們回流轉化成留守兒童,而流出地政府則沒有激勵去疏導人口的盲目流動,減少留守兒童向流動兒童的轉化,更有甚者爲回流兒童設置障礙,其結果是造成部分處于夾縫中的“流動兒童”成爲犧牲品,城市不要,農村不管,義務教育得不到應有的保障;另一方面,由于流入地往往是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教育質量相對較高,如果不加限制的完全開放使之成爲公共資源,非戶籍兒童就會大量湧入直到教育資源枯竭,産生新的“公用地的悲劇”。這也是一些流入地政府非常擔心的“窪地效應”,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問題解決的越好,就會有更多的農民工子女湧入,從而需要更多的教育資源去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因此,對于具有區域公共物品特點的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僅靠流入地政府單邊治理是難以爲繼的。

 

  (二)政府多重委托代理關系的存在與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政策執行中的偏差

  從委托-代理關系的角度來看,農民工子女問題涉及多重委托代理關系。首先是中央政府出于自己的價值判斷和社會輿論的壓力,逐步認識到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問題的重要性,然後把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問題委托給省級政府,在這裏中央政府是委托人,省級政府是代理人,從而形成第一層的委托代理關系。根據委托代理理論的解釋,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間的目標並不完全一致,代理人有可能利用其擁有信息優勢謀求自己的利益而使委托人的利益受損。就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而言,中央政府站在全國的高度看到保障農民工子女受教育權利、促進農民工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機會對社會公平、經濟轉型和發展、社會穩定的重要意義,因此不斷出台政策促進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的解決。但省級政府追求的目標卻不同,在現有官員任命制和政府、幹部考核評價以“GDP”爲中心的制度設計下,省級政府首先考慮的政府投資對地方經濟發展的貢獻、農民工子女教育做爲成本大,收益小的活動自然是不被重視,甚至是被忽視的。從廣東省的情況來看,2001廣東省政府根據《國務院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的意見出台了本省的實施意見,但與《國務院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強調以“流入地區政府管理爲主,以公辦中小學校爲主”解決農民工子女入學問題不同,意見只是籠統的強調各級政府要采取多種形式辦學,保障流動人口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反映了廣東省政府作爲一個利益主體,在經費保障機制沒有理順的情況下,自己事實上不願完全承擔這樣的責任。直到2004年7月,廣東省政府辦公廳轉發《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教育部等部門關于進一步做好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義務教育工作意見的通知》才首次確認以流入地政府管理爲主、以全日制公辦學校爲主的“兩爲主”原則,但卻把落實“兩爲主”的責任推給了地方政府。同時,也提出了農民工子女入學分類解決的方針,來限制接受義務教育的農民工子女人數。

  省級政府和其下屬的地級市政府存在第二層的委托代理關系,在這裏省級政府是委托人、地級市政府是代理人。做爲省級政府此時面臨著雙重角色的沖突,一方面省級政府是上級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它要執行中央的政策要求,監督地級市政府對中央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政策執行的情況;另一方面它又是地級市政府的直接負責者,和地級市政府在人員任命、財政資源分配上存在相關利益。這時省級政府很容易和地方政府合謀,或者縱容地方政府在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問題上的不作爲,或者和地方政府一道向中央政府隱瞞相關信息。

  地級市政府和縣(市、區)政府則存在第三層的委托代理關系,第三層委托-代理關系除了存在上述類似的激勵相容難題外,還面臨著參與約束的難題,即如何讓財政能力相對有限的縣(市、區)政府願意參與進來而不是選擇退出。從農民工子女分布情況來看,農民工子女大多聚集在城鄉結合部,這些地區所屬的縣(市、區)經濟實力相對較差,解決自身戶籍人口的義務教育問題尚有困難,如果讓他們再承擔大量的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經費顯然是有心無力的。

 

  (三)財政供給形式單一制約市場和志願者組織力量的發揮

  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供給不足,除了政府財政本身投入不足外,政府財政投入形式單一也是原因所在。一種傳統的觀念認爲政府安排或提供的公共産品只能由政府自己生産,政府放棄了生産功能也就相應的失去了提供者職能。在這種認識誤區的影響下,公共財政保障的範疇也只能是政府自己生産的公共産品。

  其实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生产者并非天然的合二为一,不可分割。有时通过分离,利用政府采购、特许经营、补助等形式引入市场力量和志愿者组织的力量来进行生产,可能比政府单一垄断生产更为有效。总之,适当区分公共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和生产者,是公共财政贯彻公众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必然要求。现代“多中心”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垄断公共事务会造成公共物品提供单一,无法满足多种偏好而且还会造成政府扩大、效率丧失、寻租和腐败等一系列问题,而市场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私营化会导致公共性的丧失和公共利益的不足,因此必须改变“政府VS私立”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上要政府和市场共同参与,要注重多种治理手段的运用。 美国学者萨瓦斯也主张政府和市场要结成伙伴关系。政府提供者和生产者角色的分离,决不意味着政府从公共事务领域的退出和责任的让渡,而只是政府角色、责任和管理方式的变化。

  就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來看,打工子弟學校(民辦學校)因其收費低廉、辦學靈活等特點深受農民工歡迎。就廣州的情況來看,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就出現了打工子弟學校,如今民辦打工子弟學校已經成爲廣州市解決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的主渠道,有超過一半以上的農民工子女是在打工子弟學校就讀的。但遺憾的是,受制于傳統觀念的影響,加之缺乏公共財政抵達民辦打工子弟學校的途徑,民辦打工子弟學校很少能獲得政府公共財政的支持,甚至在一些城市還出現了取締、限制合法辦學的打工子弟學校的情況。由于沒有長期穩定的發展預期以及缺乏必要的財政激勵,民間力量、社會資本投資打工子弟學校的潛力沒有充分調動起來。

 

  三、建立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的基本思路

  由此可見,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經費投入不足,不是政府財政約束問題,而更多的是機制問題,缺乏激勵相容機制、問責機制、合理的成本分擔機制、以及有效的治理機制,結果導致流入地政府缺乏解決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問題的激勵,對中央和上層政府的政策陽奉陰違,或者對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經費供給不足,或者設置嚴格的條件限制農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加之財政供給形式單一,市場力量和社會力量沒有被充分調動起來,使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供給問題更加複雜。因此,當務之急應當從機制創新入手,從宏觀層面來看應,當著重理清中央、流入地政府、流出地政府之間的關系,明確各自的權、責、利;從中觀層面來看,就流入地不同層級政府之間建立起合理的治理機制和問責機制,約束不同層級政府機會主義行爲的空間;從微觀層面來看,關鍵是探討公共財政投入民辦學校的新途徑和新機制,擴大公共財政的保障範圍。

 

  (一)根據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産品屬性重新界定中央和流入地政府的責任和義務,加大中央在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上的支出比例

  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不能被簡單的視爲地方産品,在經費保障上只強調“流入地政府”負責,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空間外溢性的特點,決定了爲了促進該種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或者擴大政府規模,由更高管層級政府負責,將外部性內部化,對于跨省流動的農民工子女則由中央政府的財政補貼來糾正外部性,這都需要中央政府增加對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的投入。從國外的經驗來看,流動兒童的教育問題由中央政府直接幹預的效果往往更爲有效。以美國爲例,衆所周知美國是分權制國家,憲法中沒有明確規定聯邦各州的教育權利交由各州自主管理,但對于流動兒童的教育,聯邦政府卻積極幹預,出台法律政策,制定和實施一系列計劃。其中,影響較大而且取得顯著成效的“流動學生計劃”,該計劃的資金來源也主要是聯邦政府的撥款。從國內實踐來看,2006年國務院出台了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新機制,將農村義務教育全面納入國家財政保障範疇,所需經費由中央和地方財政分項目按比例分擔,近幾年農村義務教育的質量有了明顯的提高,教育公平也有了顯著的改善。根據國內外,農村義務教育和流動兒童教育經費保障的實踐,我們建議中央政府應當改變過去對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只出台政策而忽視經費保障的做法,切實承擔起自己應盡的義務,或者將農民工子女納入農村教育經費保障新機制的範疇,由中央和流入地政府分項目按比例承擔相關經費,或者建立針對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的專項轉移支付制度,不斷提高中央政府在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上的支出比例。

 

  (二)建立流出地政府和流入地政府之間的區域協作機制,使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問題由零和博弈轉換爲合作博弈

  美国著名的新制度主义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指出中央政府管理和私人产权并非是避免公用地灾难的唯一途径,在一定自然条件下,面临公用地两难处境的利益主体,可以自主确定他们自己的体制安排,来改变他们所处情况的结构。对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来说,随着农民工子女的大规模的迁徙,越来越多的呈现出“外部性”、“无界化”的特点,早已超越了地方公共产品的范畴,成为区域性的公共问题,而传统的科层制内向行政和单边行政的治理模式显然不适应于应对复杂性、多元化、不确定性和风险激增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因此需要建立地方政府间的协作机制来协调流入地政府和流出地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在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分担、管理职责划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产品联合生产等方面展开协作,共同促进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解决。目前在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成功的区域协作案例。从2007年开始,安徽省财政创新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引导机制,将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公用经费,由原来按户籍所在地预算,改变为按流入地统筹预算,流入地各中小学按实际在校学生人数拨付经费,并对成绩突出的学校予以奖励,解决流入地财政负担的后顾之忧,有力的调动市县增加投入的积极性。四川泸县原住地就学模式改革实践,解除农民工后顾之忧,使更多的流动儿童“回流”,即减轻了流入地政府的教育压力,又有效的促进了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和劳务输出。 再比如有些流出地政府和流入地政府合作采用委托办学、设教学点等办法解决当地外出务工人员在流入地地区的就学问题。上述做法都属于尝试性的协作方式,制度化程度不高,区域政府间的协作也缺乏法律保障,但毕竟为我们打开了一种新的改革思路,对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解决不能单纯的强调流入地政府的责任,而无视另一利益主体流出地政府的责任和义务,要通过恰当的制度设计,促进流入地政府和流出地政府之间协作共赢,共同致力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解决。

 

  (三)在流入地不同層級政府之間建立起合理的成本分擔機制以及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經費保障監督機制,限制不同層級政府機會主義行事的可能空間

  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政策執行中的偏差,流入地政府對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投入不重視,省級政府、市級政府、縣(區)政府之間存在教育經費投入責任上相互推诿的現象,說到底是委托人和代理人激勵不相容以及信息不對稱等造成的。中央政府考慮的是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問題的解決對于經濟發展、社會公平、政治穩定的重要意義,而地方政府考慮更多的則是農民工子女教育解決的成本-收益,考慮的是官員仕途和地方經濟發展,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需要擠占政府資源,在政府和官員考核以“GDP”爲中心的制度約束下,顯然是和官員仕途、地方經濟發展相沖突的一件事,但在中國官員“派任制”爲主的制度安排下,如果高層政府能掌握完全的信息,下層政府即便存在激勵不相容的問題,也會認真執行上層政府的政策。然而,對于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情況的信息,下層政府顯然比上層政府擁有更多的信息優勢。這會誘發代理人的機會主義行爲,出現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如對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選擇不作爲或相互推诿,采用低成本的策略爲農民工子女提供劣質教育等等。而要改變這一不利局面,一是直接控制代理人的機會主義行爲,在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經費保障上要根據事權和財權相統一的原則明確各級政府的分擔比例,減少相互推诿和扯皮現象;二是通過問責機制降低激勵不相容和信息不對稱的程度,關鍵是建立起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經費保障督導評價制度,重點是要做好三個方面的工作,首先建立一套科學的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經費督導評估考核指標,使代理人明確自己的目標責任;二是完善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經費督導評估報告制度和信息公開制度,降低委托人和代理人信息不對稱的程度;三是評價代理人責任目標實現的程度,並且根據考核結果給予相應的獎勵和懲罰,必要時也應當將其納入對政府和幹部工作業績考核評價的指標中,做爲官員晉升的重要參考指標。

 

  (四)建立公共財政投資民辦教育的機制,使更多的農民工子女享受公共財政的支持

  以打工子弟學校爲主的民辦學校在解決農民工子女“有學上”問題、保障農民工子女受教育權利上發揮過積極的作用,現在仍有超過一半以上的農民工子女在非公辦學校就讀,未來依然是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問題解決的重要渠道。新修訂的《義務教育法》明確規定要把義務教育納入公共財政的保障範疇,流動兒童的義務教育是包含在內的。公共財政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公平性”,即要求政府及其公共財政爲社會成員和市場活動主體提供平等的服務。農民工子女作爲社會弱勢群體,根據羅爾斯“最大化最不利群體利益”的正義原則,農民工子女不僅應當和流入地戶籍兒童享受同樣的教育投資,而且還應根據補償原則獲得更多的教育投資。但僅僅因爲他們是在民辦學校就讀就剝奪了他們理應享受的公共教育資金,顯然是違背社會公平和正義原則的。

  有學者擔心公共財政支持民辦學校會和當前“以公辦中小學校爲主”的政策相沖突。我們認爲制定政策要兼顧理想和現實的統一,在全國大城市,房價高起、寸土寸金、公共學校擴容有限的情況下,與其不切實際的坐等“以公辦中小學校爲主”,不如換一種解決思路,倡導以“公共財政投入爲主”,探索政府以“購買學位”、“特許經營”或“教育卷”的形成支持民辦學校發展的途徑,改善民辦打工子弟學校的辦學條件,規範民辦打工子弟學校的辦學行爲,促使民辦打工子弟學校由較低效能的薄弱學校逐步轉向較高效能的優質學校、從而提高進城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質量,縮小與公辦學校學生的差距。

  還有些學者擔心公共財政支持民辦學校,會帶來國有資産的流失。不容否認我國許多民辦學校具有資本逐利性,投資者投資民辦學校還是以賺取利潤爲目地的,在監管體系不健全的情況下,公共財政投資民辦教育存在很大的風險,但這不應是政府公共財政無法到達民辦學校的理由。隨著政府提供者和生産者角色的分離,政府職能必然會發生轉變,爲克服私營企業利潤最大化的動機損害教育的公共性、政府應當加強市場監管,對民辦學校的辦學資質、辦學條件、師資水平、教學質量設置更爲嚴格的監管標准,對其資金使用執行更爲嚴格的標准,確保公共財政使用效益的發揮。

  (摘自《教育發展研究》 作者崔世泉王红华)